从某种意义上说，立法监督不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前者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的地方政府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化维稳方法，导致访民激增，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当前，地方政府要做好国务院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承接工作，转给市场和社会的，任何一级地方政府不得截留。
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做到不越位、不缺位，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基础上，创新政府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注重和强化公共服务，推进政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树立地方政府管理新理念 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理念的更新，是地方政府创新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地方政府还没有完全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超脱出来，包揽了许多本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职能，有些地方领导仍然热衷于帮助企业跑项目、要贷款、搞销售、办会展等具体事务，甚至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和人事事务。
把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机构职能、资源配置等方面，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地域辽阔、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要遵循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中央政策要尽可能不搞一刀切，让地方有施展的空间。(3)限制的手段必须是必要的(Notwendigkeit。
(2)征收应予补偿，税收不予补偿。德国法上对二者的区分首先是基于基本法中财产权条款的结构，德国基本法第14条有三款，分别是财产权与继承权受保障，其内容与界限由法律规定、财产权负有义务。其要求所得税税负不能过度损害公民的财产权，而是要在课税后仍能保持财产以供未来的私人使用，借此也保障国家未来尚可课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从事传统的职业，也不再拥有土地等私产，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他们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已经从对土地等的物的所有权转变为通过雇佣劳动的工资收入以及国家的福利给付。
这个转变还意味着，原来只针对个别的、具体的对象的所有权保障，就可以扩及抽象的财产的价值整体。德美适用征收规范处理征税的判决，基本都是不成熟的零星个案。
量能课税的要旨就是此具体差异基础上的实质平等。①宪法对公民依法纳税义务的规定是对税法进行实质性合宪审查的依据，而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国家公权力活动的边界，同样约束国家的征税权。(19)(24)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补偿决定应公平衡量公共利益与关系人的利益。
直到德国1949年基本法，仍然继续沿用了所有权这一术语。但同时，这种平等又不是齐头式的平均主义，并非要公民承担完全同等的负担，而是依其在经济活动中支付能力的差距而有所差别。在这种意义上，财产权的私有的本质属性就被彻底取消。这要求，法律所采用的限制性手段，必须能够促成其所追求的目的。
这意味着，如果立法者的目的是为财产权设定社会义务，则即使其实质上已经违背了平等原则而造成了特别牺牲，或者对财产权的损害已然非常严重而超出了可以期待人们忍受的程度，都不必然导致该限制转化为征收。征收是最为传统和典型的对财产权的限制。
二者的区分在这个意义上是明确的。⑧[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页。
在1998年的欧元判决中，宪法法院强调所有权保障原则上也包括具有金钱价值的债权，确认物上所有权与金钱所有权具有等价性。(38)征税从来都不存在补偿问题，从其无补偿的角度反推而认定其违宪，有违通常的思考方向。⑤关于财产权条款的结构，请参看本文第二部分。所有权的概念来自于传统民法。但是，如果将所得税纳入财产权的教义学，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立法者的行为的目的就是去剥夺一种财产价值的法律地位，则无论其强度(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如何、范围如何(是否构成特别牺牲)，都构成征收。
(王兆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2004年3月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⑥Pieroth/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Ⅱ, 25. Aufl, 2009, S.3. ⑦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分析框架，参见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法学家》2008年第1期(因篇幅限制，此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参见张翔：论基本权利限制，载莫纪宏主编：《人权保障法与中国》，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这意味着，所有权必须是以某物(Sache)为对象的，所有权保障(Eigentumsgarantie)是与特定对象物相联结的。此种社会义务，借由所得税法予以实现。
⑩ 然而，传统的财产权教义学在新的时代却面临改造和完善。对于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所进行的比例原则的审查，一般包括以下内容：(41)(1)该限制性法律是为了追求正当的目的(legitimerZweck)。
按照德国在1957年夫妻共同课税案中的观点，这种税收政策可能构成对婚姻的惩罚，其合宪性需要论证。换言之，不能搞杀鸡取卵式的或者没收性的课税。其内容是：财产税加上所得税等总体捐税负担，不得超过该财产的应有及实际收益的一半。个人接受他人雇佣而获得薪金，也是参与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所得。
②例如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15页。但这种观点一方面逻辑过于复杂，同时，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与通常所谓的补偿差别甚大。
(28)征收是一种对平等原则的违背。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具体数额究竟应限定在何种水平，方能符合必要性原则，也就是对纳税人财产只是构成最小的、最温和的限制，则有从税法上进一步分析之必要。
与此相适应，传统上的所有权保障主要就是一种所有物的存续状态保障，也就是说，所有权的保护主要是针对所有人继续保持对物的所有状态，而其他的财产利益并不在最初的宪法财产权的保障范围中。(38)刘连泰教授分析认为，德国和美国宪法中的征收规范对于征税都只有弱拘束力，其根源就在于规范适用和论证的技术难度太大。
在1995年关于财产税的判决中，宪法法院结合基本法第2条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将宪法上的所有权保护扩展到与处分权和用益权相关的财产价值保障上，(14)也就是从对财产的占有、使用等存续状况，扩及基于财产的交换和收益等的价值层面，从静态的所有走向动态的市场。例如，在德国1954年的投资帮助案(Investitionshilfe)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投资帮助法并未构成对诉愿人所主张的基本法第14条财产权的干预(Eingriff)，基本法上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并不及于公法上的金钱给付义务(Geldleistungspflichten)。如果财产权只保护财产的本体，则对孳息的取得，因为并不影响物上所有权的存续状态，从而就不会被看作对财产权限制。正是为了再度获得平衡，征收必然要求相应的均衡补偿，与此相对，对于财产权的一般性的内容限定并不要求补偿。
通常的补偿是非常明确具体的，经常是以给被征收人非常确定的金钱对价的方式来表现，而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缺乏具体指向的，不是针对某个具体被征收入的。而在此之前，关于税收与财产权的关系，联邦宪法法院也有拓展。
但在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从物向财产利益、从存续保障向价值保障扩张后，所得税开始被纳入财产权的问题视野。而相应的对征税的合宪性审查的逻辑就是：如果根据比例原则的衡量，实际征收的税额超出了应当征收的税额，则超出部分就构成无补偿的征收。
(33)在1981年的水沙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联邦普通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所确立的标准之上进行了概括与发展。(29)如果法律只是一般性地规定个人的某种财产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承担义务，则这种概括性规定，是一律地、普遍地针对所有相关财产的，并没有特定的被侵害人，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特别的补偿。